这种直书原文及翻译 直书刘知几翻译

  《直书》原文

  夫人禀五常,士兼百行,邪正有别,曲直不同。若邪曲者,人之所贱,而小人之道也;正直者,人之所贵,而君子之德也。然世多趋邪而弃正,不践君子之迹,而行由小人者,何哉?语曰:“直如弦,死道边;曲如钩,反封侯。”故宁顺从以保吉,不违忤以受害也。况史之为务,申以劝诫,树之风声。其有贼臣逆子,淫乱君主,苟直书其事,不掩其瑕,则秽迹彰于一朝,恶名被于千载。言之若是,吁可畏乎!

直书原文及翻译

 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,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。如董狐之书法不隐,赵盾之为法受屈,彼我无忤,行之不疑,然后能成其良直,擅名今古。至若齐史之书崔弑,马迁之述汉非,韦昭仗正于吴朝,崔浩犯讳于魏国,或身膏斧钺,取笑当时;或书填坑窖,无闻后代。夫世事如此,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,励其匪躬之节,盖亦难矣。是以张俨发愤,私存《嘿记》之文;孙盛不平,窃撰辽东之本。以兹避祸,幸而获全。足以验世途之多隘,知实录之难遇耳。

  然则历考前史,徵诸直词,虽古人糟粕,真伪相乱,而披沙拣金,有时获宝。案金行在历,史氏尤多。当宣、景开基之始,曹、马构纷之际,或列营渭曲,见屈武侯,或发仗云台,取伤成济。陈寿、王隐,咸杜口而无言,陆机、虞预,各栖毫而靡述。至习鉴齿,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,抽戈犯跸之言。历代厚诬,一朝如雪。考斯人之书事,盖近古之遗直欤?次有宋孝王《风俗传》、王劭《齐志》,其叙述当时,亦务在审实。案于时河朔王公,箕裘未陨;邺城将相,薪构仍存。而二子书其所讳,曾无惮色。刚亦不吐,其斯人欤?

  盖列士徇名,壮夫重气,宁为兰摧玉折,不作瓦砾长存。若南、董之仗气直书,不避强御;韦、崔之肆情奋笔,无所阿容。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,而遗芳余烈,人到於今称之。与夫王沈《魏书》,假回邪以窃位,董统《燕史》,持诌媚以偷荣,贯三光而洞九泉,曾未足喻其高下也。

直书原文及翻译

  《直书》翻译

  人遵循五常(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,又称五典: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),士人有各种行为,有的邪,有的正,有的曲,有的直。那些邪的、曲的人,被人所轻贱,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;而那些正直的人,被人所尊重,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。然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,不践行君子的做法,而遵行小人的行为,这是为什么呢?俗话说:“正直的像弓弦一样,往往死在路边;邪曲的就像铁钩一样,反而会加官晋爵。”所以人们宁可顺从(权势)来保障自己,也不违逆(权势),避免受到伤害。更何况史书的任务,就是劝诫世人,树立风气。遇到贼臣逆子,淫乱的君主,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,不掩饰他们的过失,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,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。这样说来,岂不可怕!

 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(直笔记史),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。比如董狐写史不用隐笔,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,董狐自己没有犯错,依然果断行事,因此才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,名传今古。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,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,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,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,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,被当时任所嘲笑;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,后人无法看到。世道就是这样,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,和不折腰的气节,实在很难啊。因此张俨发愤,私下保存《嘿记》;孙盛心中不平,窃自撰写了《晋阳秋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。以此来避祸,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。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,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。

 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,求证于直白的词句,虽然古人的糟粕,真假相杂,而我们披沙淘金,有时就能有所收获。根据金行在历,史官特别多。当晋宣帝(司马懿)、晋景帝(司马师)开创晋朝基业之初,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,比如在渭曲列阵,被诸葛亮所击败,又比如高贵乡公(曹髦)讨伐司马昭,反被成济杀伤。陈寿、王隐,都笔口无言,陆机、虞预,也停笔没有叙述。到了习鉴齿(人名),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(司马懿)、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。历朝历代的诬造,从此被澄清。考察习鉴齿的记事,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?再有宋孝王的《风俗传》、王劭的《齐志》,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,都追求真实。根据当时(宋孝王写《风俗传》的时候)北魏的王公,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;(王劭写《齐志》的时候)北齐的将相,后代仍然还在。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,没有一点害怕。刚正不阿,不就是这类人吗?

  烈士重视名声,壮士注重气节,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。像南史、董狐的仗义直书,不避讳权势;韦昭、崔浩的奋笔直书,无所取媚于人。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,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,人们到现在还称道。和王沈写《魏书》相比,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,再和董统写《燕史》相比,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,一边是上贯三光,一边是下穿九泉,也不能比喻出韦昭、崔浩和王沈、董统的高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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